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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IVT) 在校學生 | 教職員工 | 校友 | 考生與訪客 | 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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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日報》整版刊載單強院長專訪:讓授智超越授能

                halker 2012-08-03 媒體報道 0 評論
                       15歲求學,36歲轉會“職教圈”

                  蘇周刊:1981年,您年僅15歲便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28歲獲該校歷史學博士,30歲成為該校歷史學副教授。當時您應是蘇州大學非常年輕的副教授了吧,能不能談一談您的求學歷程?
                  單強:對于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玩”可能是我大學生活每天最大的主題。我喜歡打籃球,所以那時候除了上課就是在球場上,我還喜歡看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所以,有時和球場上的師兄們聊《三俠五義》這些,他們都以為我是中文系的。“你打算到農村中學當一輩子歷史老師嗎?你這么年輕,應該去考研究生啊!”中文系一位師兄無意間的一次問答讓一個懵懂少年第一次思考自己的職業。我記得非常清楚,在1983年5月,我大學二年級快結束時才知道世界上還有研究生這么回事兒。后來,我向班主任老師詳細了解如何考研究生的事情,利用暑假、寒假時間認真準備,在畢業前考上了蘇州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研究生。接著,又成為了蘇州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研究生,也是當年蘇州大學僅有的4個博士生之一。博士畢業時,選擇了留校任教。
                  1996年,30歲時評上了副教授,教學科研都得心應手,生活也很輕松,工作沒有太大壓力。按照正常的發展道路,過幾年評教授,做博導,人生似乎就發展到頂峰了。
                  蘇周刊:您又如何踏入了職教領域?
                  單強:雖然我身處高校圍墻之內,但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是十分關注的,也經常參加各類社會活動。我1997年曾經擔任過蘇州市青聯副主席,也是蘇州市政協委員,這些讓我有了更多的機會與社會各界接觸。
                  我知道,當時國內的職業教育剛剛興起不久,蘇州又是工業化領先的地區,隨著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社會勢必越來越需求大批訓練有素的高級技術人才。這讓我對職教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萌發了一試身手的想法,也恰好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刊登了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面向全球公開招聘院長的公告,就報了名。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是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在1997年提議建立的,是一所專門為蘇州工業園區培養高素質技術人才的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它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為模板,是國內最早的國際合作辦學機構。公開招聘院長,也是在學院度過5年初創期后,董事會希望盡快把南洋理工學院先進理念本土化的戰略思考。
                  雖然我的專業是歷史學,但是我的研究專長是區域經濟的發展。在面試時,我和董事們談得最多的就是職業教育如何與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以及如何培養青年人成為中國未來工業化的中堅力量和新興產業生力軍的問題。也許我的觀點和想法得到了董事會的認同,經過幾輪角逐就被董事會選中。
                  就這樣,我在2002年正式“轉會”到了職教圈,這一年剛好36歲,告別了學習和工作了20多年的書齋,開始了艱苦的職教之旅。

                  當下中國職教不適應新型工業化

                  蘇周刊: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如何?
                  單強: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類型,高等教育是一種教育層次,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職業教育這個類型里面,有著不同的教育層次,有中職、技校這樣的中等教育,也有高職院校這樣的高等教育,同時還有成人教育和繼續教育等等,今后根據產業發展的需求還會有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蘇周刊:能否談一下中國職業教育的現狀?
                  單強:目前,中國高職教育面臨著世界制造業轉移、工業化轉型、城鎮化進程加速三股力量的嚴峻挑戰。我國技術工人的結構與跨國公司的需求相距甚遠,職業教育無法適應新型工業化對勞動者素質的技能要求。產業升級換代,促使勞動者結構從“體力型”“經驗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轉化。這些問題的存在是挑戰也是機遇,怎樣在觀念、制度、技術層次進行深刻變革,就成為擺在政府、學校、企業面前的嚴峻話題。
                  蘇周刊:與世界職業教育相比,我們的差距在哪里?
                  單強:我們的職業教育最缺乏的就是吸引力,因為我們的職業教育讓學生動手,沒有動腦,家長不希望把學生培養成機器人,崗位能力的匹配度不高,這是高職教育最大的遺憾。在比利時或者德國這樣的職教發達國家,學生寧愿放棄大學去選擇一所職業院校,因為在這些國家學生接受了職業教育,畢業后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并且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這樣的職業平等在中國目前還無法完全做到。
                  校企合作育人中的主體不同。比如德國的“雙元制”職教形式,學生大部分時間在企業進行實踐操作技能培訓,而且所接受的是以企業為主導的培訓,培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生產性勞動的方式進行,有利于學生在培訓結束后即可頂崗工作,具有較強的能力針對性。而在中國,校企合作依然是以學校為主體,企業完全參與到人才培養過程中來的很有限。
                  國外的教育體系銜接溝通途徑暢通。職教發達國家的教育體系構建比較完善,在各類教育特別是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不同教育階段之間可以相互溝通和銜接。目前,國內的職業教育“立交橋”構建剛剛起步,教育資源共享程度不高。
                  蘇周刊:我國發展職業教育的阻力和優勢在哪里?
                  單強:發展的阻力體現在幾個方面,一個是校企合作難,現在校企合作如火如荼的大形勢下,暗藏著一些問題,比如企業在合作中趨“利”的價值需求,而學校肩負人才培養的大“義”,雙方在合作培養中必然產生利益分歧,目前還沒有一部成文法來為解決合作中的問題提供法律依據。第二個是社會對職業院校畢業的學生存在一定的歧視,雖然職業教育是國家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社會對職校學生依然存在偏見,對職業院校的認可程度不高。第三個是師資的專業弱,由于我國的高職院校大多由中專學校升格舉辦或由多校合并而成,來自高校的專業教師大多只懂理論不會實踐,來自企業的兼職教師大多只會實踐而不諳理論,因而在科研工作方面普遍存在起步較晚、隊伍薄弱、研究經驗欠缺等不足。第四個方面是校長專業化而非職業化,公辦院校的校長任命多為職務型,而非職業型。校長缺乏一定的職業素養,無法對市場規律有準確地把握。
                  雖然我們的職業教育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當前政府和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支持職教、發展職教的良好環境史無前例,職業教育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就是系統適應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為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今年江蘇最大的一個動作就是啟動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試點,開設了高職與本科聯合培養,將高職和應用型本科的優勢合二為一,貫通了人才成長的立交橋。
                  蘇周刊:對于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您有何思考或建議?
                  單強:高職院校辦學體制和管理機制應該率先突破,可以通過建立董事會來融合政府、企業、學術等利益相關方,為自身的發展提供政策、經費、專業等方面的強大支持。尤其是要打破過去非公即私、涇渭分明的觀念,倡導政府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
                  加快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實現傳統的“灌輸式”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變。把就業導向變為發展導向,著力提升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培養他們的核心競爭力,自主學習能力、團隊溝通能力和持續改進能力。挖掘每個學生的潛力,是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讓他們自己對社會做出貢獻,然后收獲回報,感到生活和工作有成就感,這是最重要的。
                  重視職業教育領域的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應用型人才,以適應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對人才的要求。積極引進國外的職教合作項目,擴大職業教育在師資、技術、教學、培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

                  高職院校要貼近產業和市場

                  蘇周刊:目前在我國的教育結構,職業教育占多大比例?
                  單強:近期發布的《2012中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年度報告》 中公布的數據是,2011年全國高職學校達1276所,占普通高校總數的60%;招生數325萬人,占普通高校招生總數的47.7%。2011屆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中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占88.1%,近3年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為全國850萬個家庭實現了高等教育學歷“零”的突破。
                  蘇周刊:你認為職業教育的定位是什么?
                  單強:職業教育應以就業為導向,積極切實與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緊密聯系,實現專業與產業、學校與企業的有效對接。職業教育應該是產業發展的助推器!
                  蘇周刊:2007年,您率領學院躋身全國百所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行列,成為蘇州唯一的“小211高校”。同年,您受聘為比利時魯汶工程大學董事,成為董事會中唯一的外籍高職校長。今年,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職業技術教育》 雜志公布了“2011年度人物”,您和國務委員劉延東、教育部職教司司長葛道凱等一起上榜,您在職業教育領域成功的秘訣是什么?
                  單強:作為一所地方高職院校的院長,我認為成功源于我們在股份制辦學、校企合作、國際化三個方面獨特的探索。我們探索的董事會制度、校企“雙主體人才培養模式”、“教學工場”型實訓環境等都成為教育部文件大力倡導的經驗,在全國同行中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我在5年前就提出要創建“企業型大學”,從國際案例來觀察,我們與“創業型大學”的要素十分吻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學家伯頓·克拉克教授針對轉型提出了“創業型大學”的轉型路徑———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拓寬的事業組織、多元的資金來源、卓越的學術群體、整合的大學文化。受到克拉克教授的啟發,我認為新型高職院校應導入企業家精神,這種院校可以稱之為“企業型大學”,是一種介于大學和企業之間的新型知識組織———將企業家的敬業精神、創新意識和合作態度導入高職院校,依靠現代化的法人治理結構和企業管理方法,走緊密校企合作之路,追求辦學績效,持續不斷地滿足客戶需求。而“企業型大學”的掌門人當然就是“企業家型校長”,我希望自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僚型校長”或者“學者型校長”,而是“企業家型校長”!

                  辦職校先考慮能為企業做什么

                  蘇周刊:您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把企業和學生當做客戶”,這也是您一直堅持的辦學理念。如何理解這句話?
                  單強:15年前,我們借鑒新加坡、德國這些發達國家先進的職教經驗,成功導入“親商理念”,為外資企業、高科技企業、新興產業培養大批一流的技術人才。學校要更好地為企業服務,首先就要了解企業的需求在哪里,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必須讓企業走進學校,參與到人才培養中來,我們才提出“企業的需要,我們的目標”這一辦學理念。我們在辦學體制上進行了根本性突破,建校伊始就組建了由政府主管部門、中外著名跨國公司、國內外知名高校等28家單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包括德國博世、芬蘭諾基亞、荷蘭飛利浦、韓國三星、美國超威半導體等在內的跨國公司就有18家。除了董事單位,我們還和11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建立長期合作,和2000多家企業形成了緊密的伙伴關系。
                  2010年,隨著越來越多90后學生入學,我們發現他們更有個性,更關注自己內在想法,因此,我們因勢利導提出“學生的需求,我們的追求。”并明確把企業和學生作為最重要的“客戶”。很多學校都會說“一切為了學生”,其實我們談的“學生是客戶”的說法與他們沒有什么實質的區別,關鍵是做法不同。多數學校只是說,沒有做。為了方便學生,我們在校內有“學生一站式服務大廳”,像政府行政中心那樣,把招生咨詢、教務注冊、日常行為規范管理、財務交費、后勤維修、社團活動等功能集于一身,學生的任何需求在這里都能夠得到滿足和反饋,節約了時間,提高了服務效能。
                  為了服務學生終身的發展,我們負責學生就業的部門不叫“就業指導中心”,而是叫“學生職業發展中心”。從新生入學、職業生涯規劃、實習指導、就業推薦、校友服務,覆蓋了學生學習、就業、成長的全流程。我們希望進入學院的學生不是享受三年的教育服務,而是獲得終身服務的承諾。為了方便學生反饋,我的手機號碼向全校學生公開,同學隨時可以和我聯系。這可能沒有幾個學校能夠做到吧?
                  2010年,我們搬入獨墅湖科教創新區后,與納米科技園、創意產業園、十余家中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毗臨而居,面對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我們從校園建筑的設計到內部管理流程的再造,目標都是為了服務好企業和學生的終身成長!蘇周刊:從你們學校走出的學生,企業的認可度如何?
                  單強:從1997年建校到現在,我們已為區域經濟發展輸送了2萬4千多名優秀畢業生,80%的畢業生在外企就業,40%的工科畢業生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其中80%成長為外企關鍵崗位的技術骨干。前兩屆畢業生有80%都成為了企業老總,被媒體譽為“總裁班”。
                  蘇周刊:你們與蘇州許多企業,比如三星電子(蘇州)半導體有限公司與德國博世汽車部件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贏得了企業的矚目,你們與企業合作有什么秘方嗎?
                  單強:在我們學院,大家都習慣于站在“客戶”的角度看問題,我們很少想要企業為我們做什么,而是先考慮我們能為企業做什么!
                  譬如我們與德國安通(太倉)公司之間的合作就比較有戲劇性。2007年,該公司同時接納了8名知名高校的本科生和我們的3名畢業生,結果,一年后我院的3名學生以其出色的表現贏得了提升。為此,安通公司再次一次性從學院選走了28名實習生,送到德國總部進行專門培訓,以期回國后委以重任。隨著畢業日期的臨近,遠在國外的學生本應該回國辦理畢業手續,但為了使企業免受停產損失,我主動到德國去為學生舉行了畢業典禮,頒發了畢業證書。此舉贏得了德企老總的高度贊賞。在德國期間,安通公司的老總用他的私人飛機載著我們去考察意大利、瑞士和德國的分公司,用最高規格接待我們。如今,我們的多名畢業生已在安通(太倉)公司擔任高層管理和技術骨干。
                  企業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從孩子入托、上學、租房、用工,甚至家里液化氣壞了,我們都千方百計地提供服務。我們常年為外資企業提供“保姆式服務”,以此贏得企業的信賴。
                  作為一所國家示范高職,地處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外向型經濟聚集發展的蘇州工業園區,這些都注定了我們應該肩負起探索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引領中國高職教育發展的重要使命。此刻我們更加應該清晰地認識自己的角色,就是成為中國高職教育特色發展中最亮麗的名片,成為區域產業產業鏈整合的核心要素。用更加卓越的課程和服務,讓我們每一位畢業生都快速成長,早日成才,在蘇州工業園區這個國際化的大舞臺上,放飛夢想、實現理想。

                  人物簡介

                  1966年4月生,江蘇銅山人。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教授。1994年畢業于蘇州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現為蘇州大學教育學院兼職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教育經濟與管理、職業教育。代表作有《江南區域市場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主要社會兼職有比利時魯汶工程大學董事,教育部國家示范院校協作委員會副會長,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府決策顧問,民盟蘇州市委副主委,蘇州市政協常委,蘇州市專家咨詢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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